
剛看完講述1965年印尼共產黨大屠殺的紀錄片《沉默一瞬》,再看獲得六座德國奧斯卡獎項的《大審判家》(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感觸特別深,不禁產生一個疑問?「如果當年二次大戰德國沒有戰敗,德國還會是如今普遍獲
| 標題 | 人心與正義的對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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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 | 大審判家 | 原名 | Der Staat Gegen Fritz Bauer |
| 原帖發表於 電影筆記 達人影評 | |||
| 發表 | 2016/06/07 20:42:21 | 8分 | 368次點閱 |
剛看完講述1965年印尼共產黨大屠殺的紀錄片《沉默一瞬》,再看獲得六座德國奧斯卡獎項的《大審判家》(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感觸特別深,不禁產生一個疑問?「如果當年二次大戰德國沒有戰敗,德國還會是如今普遍獲得國際讚揚深具反省能力的德國嗎?」
1965年印尼蘇哈托發動的肅清左翼人士政變,在他長達32年執政期間,建立了一個中央集權、反共親美的獨裁政府,時至今日,即使已過了五十幾個年頭,印尼人普遍避談當年真相,甚至還有執行屠殺任務的小隊隊長洋洋自得地留下回憶錄,詳細記載當年如何殺人的過程。《大審判家》一片中,德國總檢察長費里茲鮑爾博士(Fritz Bauer)執意緝捕綽號「納粹劊子手」的清洗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負責人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同樣不甘寂寞接受記者訪談錄音,企圖為自己的行為辯護與翻案,因而間接洩漏自己在阿根廷的行踪,最終被以色列情報特務局幹員綁架,公開審判後絞死。
《大審判家》電影一開始,即以不慎服用安眠藥導至差點溺斃浴缸的鮑爾博士,被前來搜查的司法人員刻意製造服用安眠藥自殺的假象,企圖迫使鮑爾主動去職。然而頑強的鮑爾不為所動,反而更積極追查「奧許維茲」相關戰犯下落,並獲得景仰他的下屬州檢察官卡爾安格曼的鼎力協助。
鮑爾本人的猶太裔身份,與他執意要在德國公開審判戰犯(鮑爾認為唯有在德國舉行審判,才能讓德國人無從逃避地正視這段歷史,這樣才有教育大眾認清真相的實質意義)的想法,與保守的司法單位意見相左(當年德國政府仍有為數眾多的前納粹份子擔任高官),於是鮑爾被冠上「瘋狂復仇者」的頭銜(刻意突顯鮑爾從受害者身份反轉,變成迫害前納粹份子的加害人),警察總長甚至掌握鮑爾流亡丹麥期間與男妓進行性交易的同性戀證據,企圖讓鮑爾身陷醜聞。
於是,當鮑爾掌握了艾希曼逃亡阿根廷的確鑿證據,為了申張正義,鮑爾不惜干冒叛國危險,轉向以色列情報特務局尋求協助,並獲得以色列當局引渡艾希曼回德國受審的承諾。
然而,當艾希曼被綁架至以色列,成為引發阿根廷政府抗議的外交重大事件,終究在德、美與以色列枱面下外交斡旋達成交易,艾希曼沒能如鮑爾所願引渡回德國,最終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
《大審判家》雖然將焦點放在鮑爾博士如何堅持理念達成目標,義大利編導拉斯克勞曼(Lars Kraume)並無意塑造鮑爾的偉大形象,鮑爾小氣不給飯店行李員小費、不顧正值放假期召回屬下開會的不近人情,與他自我承認在納粹逼迫下曾寫下自白書的過往,刻劃出鮑爾與你我一樣有他懦弱、自私與剛愎自用的一面,倒是同樣是同性戀的州檢察官安格曼,不畏警察總長的威脅,堅持內在的正義理念,牲犧個人的名譽換取大是大非,安格曼一角塑造的「正直勇於承擔」的德國人形象,或許正是德國之所以有別以印尼與日本的原因。
《大審判家》重現二次戰後德國如何走過轉型正義,唯有勇敢直視傷口的道德勇氣,才能扭轉姑息的人心,同時也讓我們明白,在政治黑手操弄下,所謂正義,只會淪為枱面下交易的籌碼。
1965年印尼蘇哈托發動的肅清左翼人士政變,在他長達32年執政期間,建立了一個中央集權、反共親美的獨裁政府,時至今日,即使已過了五十幾個年頭,印尼人普遍避談當年真相,甚至還有執行屠殺任務的小隊隊長洋洋自得地留下回憶錄,詳細記載當年如何殺人的過程。《大審判家》一片中,德國總檢察長費里茲鮑爾博士(Fritz Bauer)執意緝捕綽號「納粹劊子手」的清洗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負責人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同樣不甘寂寞接受記者訪談錄音,企圖為自己的行為辯護與翻案,因而間接洩漏自己在阿根廷的行踪,最終被以色列情報特務局幹員綁架,公開審判後絞死。
《大審判家》電影一開始,即以不慎服用安眠藥導至差點溺斃浴缸的鮑爾博士,被前來搜查的司法人員刻意製造服用安眠藥自殺的假象,企圖迫使鮑爾主動去職。然而頑強的鮑爾不為所動,反而更積極追查「奧許維茲」相關戰犯下落,並獲得景仰他的下屬州檢察官卡爾安格曼的鼎力協助。
鮑爾本人的猶太裔身份,與他執意要在德國公開審判戰犯(鮑爾認為唯有在德國舉行審判,才能讓德國人無從逃避地正視這段歷史,這樣才有教育大眾認清真相的實質意義)的想法,與保守的司法單位意見相左(當年德國政府仍有為數眾多的前納粹份子擔任高官),於是鮑爾被冠上「瘋狂復仇者」的頭銜(刻意突顯鮑爾從受害者身份反轉,變成迫害前納粹份子的加害人),警察總長甚至掌握鮑爾流亡丹麥期間與男妓進行性交易的同性戀證據,企圖讓鮑爾身陷醜聞。
於是,當鮑爾掌握了艾希曼逃亡阿根廷的確鑿證據,為了申張正義,鮑爾不惜干冒叛國危險,轉向以色列情報特務局尋求協助,並獲得以色列當局引渡艾希曼回德國受審的承諾。
然而,當艾希曼被綁架至以色列,成為引發阿根廷政府抗議的外交重大事件,終究在德、美與以色列枱面下外交斡旋達成交易,艾希曼沒能如鮑爾所願引渡回德國,最終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
《大審判家》雖然將焦點放在鮑爾博士如何堅持理念達成目標,義大利編導拉斯克勞曼(Lars Kraume)並無意塑造鮑爾的偉大形象,鮑爾小氣不給飯店行李員小費、不顧正值放假期召回屬下開會的不近人情,與他自我承認在納粹逼迫下曾寫下自白書的過往,刻劃出鮑爾與你我一樣有他懦弱、自私與剛愎自用的一面,倒是同樣是同性戀的州檢察官安格曼,不畏警察總長的威脅,堅持內在的正義理念,牲犧個人的名譽換取大是大非,安格曼一角塑造的「正直勇於承擔」的德國人形象,或許正是德國之所以有別以印尼與日本的原因。
《大審判家》重現二次戰後德國如何走過轉型正義,唯有勇敢直視傷口的道德勇氣,才能扭轉姑息的人心,同時也讓我們明白,在政治黑手操弄下,所謂正義,只會淪為枱面下交易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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