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從收音機唱名大學聯招錄取名單開場，結束於收音機唱名大學聯招錄取名單（唱名聲同時跑工作人員字幕，只不過兩者姓名不同全不相干，但觀眾的注意力卻在兩相對照下被字幕吸引，如同看榜一般搜尋＂熟悉＂的名字），始於唱名，結束於唱名，《牯嶺街少年殺
| 標題 | 四小時復刻版《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上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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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 |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 原名 |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
| 原帖發表於 電影筆記 達人影評 | |||
| 發表 | 2016/12/01 13:01:03 | 9分 | 252次點閱 |
電影從收音機唱名大學聯招錄取名單開場，結束於收音機唱名大學聯招錄取名單（唱名聲同時跑工作人員字幕，只不過兩者姓名不同全不相干，但觀眾的注意力卻在兩相對照下被字幕吸引，如同看榜一般搜尋＂熟悉＂的名字），始於唱名，結束於唱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故事就發生在兩次聯招放榜的一年內，這一年的紛紛擾擾是當年白色恐怖年代的縮影，國民政府來台後第一起未成年少年殺人事件進了法庭，亦是肅殺噤聲年代從死刑＂進步＂到改判十五年徒刑的年代（法治逐漸取代獨裁，儘管過程緩慢，但這應是導演楊德昌為何選擇這樁殺人事件做為電影題材的原因之一）。
四小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復刻版看下來，更加嘆服楊德昌的導戲天份與才華，大開大闔的企圖與敢於超越敏感議題的勇氣，可謂台灣新浪潮電影重要代表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不但忠實呈現時代氛圍，導演擅於隱喻與獨特的美學技法，劇情鋪陳潛藏著驚人的直擊力道，一步步導向無可逆轉的結局，宛如俠義精神窮途未路的悲劇史詩，悲愴卻不煽情。《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在歲月的淘洗下，愈加突顯它時代抵擋不住潮流（小人物的隨波逐流也有人心思變的積極面）的核心價值。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故事背景設於民國六十年初，那是高中還有夜間部、留學生尚能公費考取獎學金的年代，撞球房是所謂太保流氓鬼混的地盤，冰店是少男少女談戀愛的場所，熱戀中的男女大多在公園裡幽會，是沒有Ａ片看色情小本要遮遮掩掩的年代。電影裡有遷台軍政公務人員住進日式房舍的「屈就」（一句：「八年抗戰打日本鬼子，現在住進日本人留下的房子、聽日本歌！」的台詞，無疑是對國民政府的最大諷刺，同時也點出台灣民間普遍受日本文化影響的現實），也有台灣本土士紳（醫生世家）的溫文儒雅與祥和之氣；有外省人組織幫派鬥毆互輒眷村地盤，也有本省黑幫以牙還牙、不留情面的復仇還擊（小小二二八事件縮影），然而那個時代的黑暗與寃屈，在導演以手電筒和蠟燭照明的暗喻下，都只能窺見部份「真相」，而且「真相」本身還可能沒能看清甚至誤導。
導演楊德昌幾處場面調度令人激賞，颱風天裡乘坐三輪車前往彈子房尋仇（那個畫面實在太有日本黑幫的味道）的一票人馬，在燈火明滅間拔出武士刀砍殺，尤其是停電時那場廝殺，黑暗中只見零星刀光劍影，沒有過多血腥畫面，但當中的慘烈與驚恐卻讓人膽戰心驚。
象徵舊時代兄弟道義精神的Honey，當他單槍匹馬前往中山堂叫陣，正逢演唱會開場前唱國歌，場內場外眾人無一不肅然立正站好（在威權之下人人只求自保），唯獨Honey一人無視國歌演唱穿過人群大步邁進，真他媽有種萬夫莫敵卻不識時務的悲愴感。
負責審訊張國柱的國安人員，一邊說著他也是讀書人熱愛藝術，一邊皮笑肉不笑的威逼張國柱寫下坦白書，當他在隔壁空教室內彈琴唱歌自娛，他自我陶醉的模樣搭配著紙醉金迷味道的流行老歌（靡靡之歌），那種突兀違和感加強笑裡藏刀的凶險，精采刻劃出人物的性格。
電影裡讓張震為她爭風吃醋的小明，其實只是大時代下輾轉流離、不得不利用美色尋求保護與生存的弱女子，Honey原本在她背後撐腰，但一旦失去Honey這支保護傘，小明就成了人人覬覦（人弱可欺）的目標（唯有張震飾演的小四，是真心佩服Honey、想取代Honey保護小明的人物）。那麼如果弱女子意外握得權勢？恐怕就會像電影裡把玩手槍（和小四鬧著玩）卻冷不防槍內有子彈的小明一樣，差點開槍擊中小四，然後在震驚中被小馬奪下手槍兼賞了一巴掌。
小四對小明懷著不切實際的想像，小明不但是他崇拜的Honey的女人，同時也是小貓王從自家閣樓搜出來的女子照片的投射（閣樓還搜出日本女人為保護貞節自殺用的短刀，小貓王懷疑短刀的主人即是照片中的女子，因此照片中女子成為小四心目中貞節的象徵），因此，小四容不得任何人說小明的壞話，他將小明珍貴的供在貞節的神主牌位上，單純美好的愛情神聖不可侵犯。
小四喜歡在學校對門的片廠鬼混，片廠導演（鄧安寧 飾）因為黑白電影灰階美學的需要，要求投資方力捧的演員穿鮮豔的衣服與誇張的濃妝，然而在虛飾的黑白影像下，鄧安寧又希望由小明來演出十六歲少女的真，因此追問小四是否知道小明的去處？然而此時小明的形象在小四心中已經起了變化，小四嘲笑導演：「你連假的演出都分不出來，還當什麼導演！」真情流露或是虛情假意，恐怕是楊德昌這位導演本人，對那個時代如何才能活得理直氣壯的最大疑惑？
四小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復刻版看下來，更加嘆服楊德昌的導戲天份與才華，大開大闔的企圖與敢於超越敏感議題的勇氣，可謂台灣新浪潮電影重要代表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不但忠實呈現時代氛圍，導演擅於隱喻與獨特的美學技法，劇情鋪陳潛藏著驚人的直擊力道，一步步導向無可逆轉的結局，宛如俠義精神窮途未路的悲劇史詩，悲愴卻不煽情。《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在歲月的淘洗下，愈加突顯它時代抵擋不住潮流（小人物的隨波逐流也有人心思變的積極面）的核心價值。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故事背景設於民國六十年初，那是高中還有夜間部、留學生尚能公費考取獎學金的年代，撞球房是所謂太保流氓鬼混的地盤，冰店是少男少女談戀愛的場所，熱戀中的男女大多在公園裡幽會，是沒有Ａ片看色情小本要遮遮掩掩的年代。電影裡有遷台軍政公務人員住進日式房舍的「屈就」（一句：「八年抗戰打日本鬼子，現在住進日本人留下的房子、聽日本歌！」的台詞，無疑是對國民政府的最大諷刺，同時也點出台灣民間普遍受日本文化影響的現實），也有台灣本土士紳（醫生世家）的溫文儒雅與祥和之氣；有外省人組織幫派鬥毆互輒眷村地盤，也有本省黑幫以牙還牙、不留情面的復仇還擊（小小二二八事件縮影），然而那個時代的黑暗與寃屈，在導演以手電筒和蠟燭照明的暗喻下，都只能窺見部份「真相」，而且「真相」本身還可能沒能看清甚至誤導。
導演楊德昌幾處場面調度令人激賞，颱風天裡乘坐三輪車前往彈子房尋仇（那個畫面實在太有日本黑幫的味道）的一票人馬，在燈火明滅間拔出武士刀砍殺，尤其是停電時那場廝殺，黑暗中只見零星刀光劍影，沒有過多血腥畫面，但當中的慘烈與驚恐卻讓人膽戰心驚。
象徵舊時代兄弟道義精神的Honey，當他單槍匹馬前往中山堂叫陣，正逢演唱會開場前唱國歌，場內場外眾人無一不肅然立正站好（在威權之下人人只求自保），唯獨Honey一人無視國歌演唱穿過人群大步邁進，真他媽有種萬夫莫敵卻不識時務的悲愴感。
負責審訊張國柱的國安人員，一邊說著他也是讀書人熱愛藝術，一邊皮笑肉不笑的威逼張國柱寫下坦白書，當他在隔壁空教室內彈琴唱歌自娛，他自我陶醉的模樣搭配著紙醉金迷味道的流行老歌（靡靡之歌），那種突兀違和感加強笑裡藏刀的凶險，精采刻劃出人物的性格。
電影裡讓張震為她爭風吃醋的小明，其實只是大時代下輾轉流離、不得不利用美色尋求保護與生存的弱女子，Honey原本在她背後撐腰，但一旦失去Honey這支保護傘，小明就成了人人覬覦（人弱可欺）的目標（唯有張震飾演的小四，是真心佩服Honey、想取代Honey保護小明的人物）。那麼如果弱女子意外握得權勢？恐怕就會像電影裡把玩手槍（和小四鬧著玩）卻冷不防槍內有子彈的小明一樣，差點開槍擊中小四，然後在震驚中被小馬奪下手槍兼賞了一巴掌。
小四對小明懷著不切實際的想像，小明不但是他崇拜的Honey的女人，同時也是小貓王從自家閣樓搜出來的女子照片的投射（閣樓還搜出日本女人為保護貞節自殺用的短刀，小貓王懷疑短刀的主人即是照片中的女子，因此照片中女子成為小四心目中貞節的象徵），因此，小四容不得任何人說小明的壞話，他將小明珍貴的供在貞節的神主牌位上，單純美好的愛情神聖不可侵犯。
小四喜歡在學校對門的片廠鬼混，片廠導演（鄧安寧 飾）因為黑白電影灰階美學的需要，要求投資方力捧的演員穿鮮豔的衣服與誇張的濃妝，然而在虛飾的黑白影像下，鄧安寧又希望由小明來演出十六歲少女的真，因此追問小四是否知道小明的去處？然而此時小明的形象在小四心中已經起了變化，小四嘲笑導演：「你連假的演出都分不出來，還當什麼導演！」真情流露或是虛情假意，恐怕是楊德昌這位導演本人，對那個時代如何才能活得理直氣壯的最大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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